程颢说：人有四百四病，皆不由自家，则是心须教由自家。

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。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，反对儒家这种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。

），只撇着嘴玩清高：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。关于社会治理，孔子本来是主张以德以法、法德并用的，刑辟（刑法）是最后选项，所谓太上以德教民，而以礼齐之。家国兴亡，责无旁贷，儒家是何等严肃的看待人生啊。《礼记》说圣人为礼以教人，使人有礼，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——发扬人的社会性、抑制人的动物性，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，是礼的底线。这个草根学派竟然拿出这样的治世秘笈，真叫人哭笑不得——他们究竟怎样定位自身呢？是贵且智者还是愚且贱者？好像都不是。

昏姻之礼废，夫妇之道苦。），只要大家相爱了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（若使天下兼相爱，国与国不相攻，家与家不相乱，盗贼无有，君臣父子皆能孝慈，若此则天下治。自然包含时间中的空间和空间中的时间，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存在，一个无限而无穷的存在，因此含有道的全部意义，这却是人无法完全理解和把握的意义，所以自然是超越的。

老子最为重视水的方法论，所谓上善若水，其意与孔子相通。总之，基于实践理性的态度，从总结巫术经验转向总结人事经验，从掌握占卜经验的巫转向掌握人事经验的史，也就成为可能了。只要人有自由意志和精神，就几乎不可能总结出历史规律。无穷的语言跟上了时间，而谈论的却是有限的历史，于是就使无意义的时间落入有意义的历史之中，就像无穷展开的无理数，我们所理解的意义只在其有限展开之中，所以说，在历史之外的时间无意义，而无穷的时间在有限的历史之中显示其形而上的力量。

有意义的不朽性并非绝对永恒，而是在时间中的不朽，也就是万变与不变之合体。以概念或逻辑为基础的思想，比如希腊思想，虽然具有形而上的无限性，却因为概念的非实在性而无法建立一个具体性的精神世界，因此终究只能让步于拥有具体性的神的世界。

在此，我准备把历史、山水和渔樵作为哲学概念加以分析，以求理解一个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何以建构其超越性。屈原遇渔父的故事便暗示了脱俗与超越之别：屈原被逐，意气难平，对渔父声称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，可是渔父不以为然，认为屈原无法应付浊世实为不懂超越之道：圣人不凝滞于物，而能与世推移。山水在本体上属于自然，仅在使用权上属于有缘的客人，还有富有天下的天子。只是社会的整体运作没有超越性，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,天天攘攘皆为利往。

毫无疑问，历史书写总会包含伦理上的针砭奸恶，可问题是，伦理判断乃是直书显义，而历史之道，存亡变迁之道，才是历史研究试图破解的秘密，才是历史的隐义，换言之，一种历史的历史性才是历史变迁的隐义，也是渔樵看破而不说破的隐义——笑谈也许有助于不与说破。世事虽然万变，思想也如此，但都需要坚实的依据，所谓万变中不变之理，也就是超越性。渔樵就是文明的两个最早作者，他们的创作奠定了文明的最基本条件，也就是人类获取生存所需的食物和能源的手段。时间本身虽然超越历史，但无人存在的时间并无意义，因此，人终究不可能借得时间的概念而超越历史，人只能守住人的意义，而人的意义只在历史中，因此人必须守住历史的意义，在此可谓历史是意义之界限

又如儒家因急于用世，素来依附君主及权贵（与出身底层的墨家大异，也与超世道家不同），太史公曰：〝孔子三月无君，则皇皇如也〞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经深度参与了、并将继续参与人类共认的普世价值的创制，这是中华文化的荣耀，它们可以自救吾国，又奉献于世界。

但企图凭借儒学普治天下诸大端（特别是社会制度层面）则过之。儒家优点不少，此不具论，但毛病也不轻，一如孔子罕议性与天道，少作形上探讨，以至儒学缺乏本体论建构和严密的理论体系，中外学者多有议及，此不赘。

深通国学又接受西学洗礼的严复，于清末谴责君主专制的首选对象，并非法家，大加挞伐的竟然是鸿儒韩愈，痛斥韩愈名篇《原道》之君主臣奴、民又为臣之奴的观念。现代又有学人融会西学，达成儒学第三期（此尚在过程之中，还存在许多问题未获解决，如内圣与外王如何安置等等）。孟子曰，治国不难，不得罪巨室，皆此之谓也。谭嗣同把君主专制称之门秦制，此不错，但严复更为深刻，他尖锐指出儒家（周制）和法家（秦制）同为秦汉以降皇权专制社会（不宜称封建社会）的精神基石，故必力破之，方有望建设近代国制。龚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材〞及〝初异中，中异终，终不异初〞的否定之否定论说，魏源的师夷〞说，孙中山力倡的〝天下为公〞说，等等，皆为足可传之千古之文化哲思，经现代诠释（无须牵強附会），可与西学精粹对接、交融，共作新创。（汪洋前几年在广东讲了纠此偏误的话，至今为人称颂，称颂得对。

虽前路艰险，但余对吾国前景充满信心，原因之一，是我们有坚韧的历史文化支撑。严复作此批判选项，原因盖在于韩愈自视（许多人也认可）为孔孟嫡系传人。

其实，严复之前千余年，汉宣帝便不加掩饰地宣称：吾家霸王道杂之，将此义讲得率直而通透。儒学后来有所发展，恰恰不是因为独尊，而是魏晋间汲纳玄学（佛、道等），隋唐更广为援佛入儒，宋明则将儒释道综汇之，方成就了影响千年的新儒学。

孟子的民贵君轻、士虽无恆产也要有恒心。信奉孔孟的士人当官（贪官尚不在此列），无非是研讨、践行〝为民作主，做得好的颂为清官、能吏，赢得万民伞的迎送。

而由孔子至韩愈的思路，恰是宗法皇权制的治国基旨。若要求得中西文化杰构的会通新创，中华文化可贡献者不菲，然当求之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学、后世的某些曾被贬称异端的学说（如阮籍、嵇康、邓牧、李贽），并引入外学与中学的融铸品，而不可以儒学专之。）历代统治者愚民以便治民，是儒法两家共同的政治设计。拙意以为，老子的道法自然、无为而无不为。

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以改善文化生态，是当下要务之一。黄宗羲的君臣同事观、公非是于学校观、工商皆本观。

（据说有令不许用普世价值四字），此实乃绝大的误判。近有先生与余讨论儒学现代价值。

儒学也有倡导独立之大丈夫精神的高议，史上亦不乏卓异的践行者（苏武、诸葛亮、文天祥皆是），然而一旦涉及治国，儒家则只讲论治民术（孔子把自己的各种政治没计归结成〝何为则民服〞一一这是孔圣本人的名言）。前述皆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普世价值的非凡贡献，外人也普遍承认。

明清（直至今日）官员皆喜被称父母官（老百姓也期待为民作主的父母官，从未想过自已参与作主），治者历来宣布民众所得皆上边的赐予，下人只有叩头谢恩的份儿。这在西方也有同例：生动而深刻的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学说，在中世纪被教廷造成桎梏人心的教条，成为欧洲中世千年黑暗的文化原因之一。汉代郡守称牧（如荆州牧、徐州牧），以民众为无识无权之牛羊，由皇帝派出的官员牧之、宰之。王阳明的致良知、知行合一。

请问诸君，能从孔孟到汉儒、宋儒那里找到几条主张民众自治的言论吗？孤闻如我者，一直未曾发现。直到明末清初，启蒙思想家黄宗羲辈方略陈人民自治之义，但也无法实施，只能以待访自期。

不知何故吾国有人将〝普世价值〞（自由、人道、非战、民主、权力分治互相监督等等）全部拱手让与西人，进而将普世价值视作思想敌人，加以严密防范。但不宜认定主要依凭儒学（那种认识只会重蹈董仲舒一汉武帝〝独尊儒术故辙，而这正是儒家首次遭到的死亡之吻）。

朱熹对格物致知的新阐发。墨子的兼爱、非攻、为正义死不旋踵。